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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以殷商王朝开国大帝成汤立有“殷商并用族规”为据，科学解释了司马迁 《史记・殷本纪》、古本《竹书纪年》等国史文献中只“称殷称帝”和甲骨卜辞中只“称商 称王”的矛盾现象，从而确认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为“殷”、成汤所在的族号为“商”。此外， 本文还以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规”为准绳，确认由现代的两项考古大发现证实的周代和周 代殷商后裔宋公室人称前朝为“殷”不是周人对殷商王朝 的“他称”“别号”，更不是周 人对前朝的“蔑视”和“贬称”，而是殷商王朝国号的“本称”，或殷商王朝人对其本朝的 “自称”。本文在确认成汤所建殷商王朝的国号为“殷”不为“商”的基础 上，进一步提出， 国家教育界应将自 2001 年以来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中写进的不符合史实的“夏商周三代” 的 教学内容迅速更正为符合史实的“夏殷周三代” 的教学内容，以免误导后世子孙和以免给正 在进行中的全党全民“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事业带来负面影响。
【关键词】 殷商并用 族号称商 国号称殷 殷天子 天下共主 商王（殷帝） 双重身份 行使族权 行使天子权 殷称帝周称王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殷商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为笔者先祖成汤所建。成汤，姓子名履，号汤，乳名大乙（因生于乙日且居长） ，又称商汤、殷汤。源于 先秦竹简、秘密传承 1700 多年的魏晋谱书《殷氏家传》【注 1】 记曰： “成汤者，殷革夏命，汤成也。商汤者，契后，子姓商族十四世也。殷汤者，冥后，子姓 商族殷氏九世也。”自安阳殷墟甲骨文问世以后，先祖成汤所建的殷商王朝的 真实存在虽然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但对这个王朝的的国号是“商”是“殷”还 是“殷商”的问题、对这个王朝至少传承 27 位国君的尊号是“帝”是“王”还是他们具有“殷帝”和“商王”双重身份的问题，却仍然充满争议。将上述两 个问题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笔者家中祖传的魏晋谱书《殷氏家传》上明确记载 的先祖成汤为他自己和后世商王（殷帝）制定的 “殷商并用族规”——“殷商 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在族内行使王权时（例如祭祀时）必须称商称王， 在全国一统天下行使天子权时必须称殷称帝。”——是否为真的问题，以及《殷 氏家传》上“殷称帝周称王”的六字记载是否符合史实的问题。
展开剩余94%笔者因为对家中祖传一本源于先秦竹简的魏晋谱书《殷氏家传》颇感兴趣，自 1959 年起，就在已故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1895.3.20—1963.11.23）和港台史学权威 李定一（1919—2002） 的指导下，对上述问题及殷商王朝的真实历史开始进行系统 的研究。笔者得识董作宾先生的机缘是，在香港友人的介绍下，笔者得读最先 在台湾发表的董作宾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注 2】 一文。那时，董先生 还想借笔者熟读的“传子不传女，传长不传次”的祖传魏晋谱书《殷氏家传》 一阅，但限于当时台海两岸的紧张关系，遭遵父命收藏该谱书的长兄殷作超婉 拒未成。当时，董作宾先生在看到学界一些人主张仅凭已发现的 十几万片甲骨 就能写出整个殷代文化史而出现轻视甚至废弃传世文献的不良倾向时，在《中 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一文中向学界发出的下述最严厉警告与我对先祖成汤所建 王朝历史的研究产生强烈共鸣： “这号称十万片的卜辞，我们现在能见能用的 又不到五分之一，就这样‘从宽’估计，那么甲骨文所代表的殷代文化，也不 过百分之一。用这百分之一的材料，却希望能写出百分之一百的殷代文化史， 那岂不是做梦？”1959 年笔者还曾通过香港友人将家中祖传魏晋谱书《殷氏家传》中记有的殷氏先祖为报复周人翦殷过于贬周的内容向台湾董作宾大师汇报 过，董作宾先生私下还对我的研究思路作出下列明确指导：“历史学者要客观 公正，周人出于以周代殷的政治需要贬殷固然不对，殷氏后人在秘密传承的《殷 氏家传》中过于贬周也不对，周人和殷人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壮大都是有 很大贡献的。现在有了甲骨文， 对我们重新认识殷人的历史贡献虽有很大帮助， 但只凭殷人祭祀的产物甲骨文也写不出真正的殷代文化史。”
董作宾先生离世以后，笔者的研究又得到港台史学权威李定一教授的进一步指导。李定一教授非常崇敬曾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董作宾先生，李定一教 授曾明确地告诉过笔者，他编纂的《中华史纲》【注 3】 一书中的上古“夏殷周三代史”的内容都是在董作宾先生的指导下或参考董作宾的著作完成的。李定一教授说，他在《中华史纲》一书中对学界提出的“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的意见，实际就是董作宾先生的意见。李定一教授在其所著《中华史纲》一书中教导我们说：“（成汤 ) 代桀而称天子后，当天子前 的封号商已不用，商成为供奉祖先的宗庙所在地，称‘大邑商’，是地名；而国号为殷。盘庚以前《史记》对之均称殷，有‘殷复兴’‘殷复衰’‘殷复兴’‘殷衰’等凡四见，《史记・殷本纪》更是国号是殷不是商的铁证。盘庚即位前，已是‘诸侯莫朝’……一般所谓盘庚迁殷，始国号殷，实误。事实上商是始封的小地方的名称，商汤成为天子后， 大邑商’只用之为宗庙所在地而已……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正因为李定一教授在其所著《中 华史纲》一书中按董作宾先生的要求明确提出“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的意见与我的设想高度一致，所以在董作宾先生离世以后，笔者又通过香港友人认识了李定一教授，并得到李定一教授的下述进一步指导，“写历史书贵在‘求真、客观、公正，六个字，千万不能出于政治需要而意气行事，有意无意地添加进纯是主观臆测的内容 ，更不能‘偏狥而私生好恶’，搞‘我否定你、你否定我’那一套。周人出于巩固以周代殷新生政权的政治需 要，全盘否定殷人的历史功绩、整合甚至删改西周以前的中华上古史固然不对，但殷人反过来否定周人的历史功绩也不对，周人对中华民族也是有历史贡献的， 起码，历史上以周代殷不是历史的倒退。我们应该多向董作宾前辈学习。董作 宾前辈在论述如何应用‘甲骨文史料’重建‘殷代文化史’时，总是强调贵在‘求 真、客观、公正’这六个字的。”
李定一教授于 2002 年离世以后，由于在 2009 年应邀出席“纪念王懿荣发现 甲骨文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简称：‘烟台会议’）”的机缘 ，笔者又得识时任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的会议主持人王宇信教授（1940—2023.11.7） ，并拜其为师，健在的师母朱月萍女士也鼓励王宇信恩师对笔者的研究作进一步指导。在 2009 年的“烟台会议”期间，笔者就《历史教学》1981 年 07 期上发表的史苏苑《商 朝国号浅议》和郑慧生《殷商名称的由来》两文，以及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在《中 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 04 期上发表的《商国号考说》一文，私下进行过讨论， 当时王宇信先生也认为弄清这些问题很重要。
后来，被学界誉为当代最高研究水平的上承史前与夏代、下启中华演进先河的重建成汤所建王朝的断代史共 688.4 万字的鸿篇巨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主编、13 位专家参编的全套 11 卷（本）《商代史》，于 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7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齐以后，笔者又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对其逐字逐句进行研读。笔者虽然赞成以宋镇豪主编为首的此项研究成果中的许多观点，但觉得该书的“只称‘商’不称‘殷’”冠名与史实不符， 还觉得以宋镇豪主编为首重建成汤所建王朝的断代史——共 688.4 万字的全套 11 卷（本）《商代史》，与当代已故著名甲骨学家、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先生对重建殷代文化史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因为，董作宾先生要求的殷代 文化史若不能重建，中华文明探源课题的研究就必然难以深入，连自己民族的 文明来源（远因和源头）都搞不清，还谈什么中华民族的复兴 ?! 于是从 2014 年中华 殷商各姓氏后裔云集河南淇县朝歌第二次大祭先祖暨淇县朝歌殷商传承文化研 究会成立之际，笔者就着手编撰《殷代史六辨》一书，其目的是想提醒宋镇豪 先生在其主编的全套 11 卷（本）《商代史》再版时更名为《殷代史》为佳。后 来，笔者将经当代考古学界泰斗北京大学李伯谦恩师审阅修改过的待出版的《殷代史六辨》书稿再次呈递李伯谦恩师审阅，并请他为之作《序》。李先生不仅 很高兴地为笔者写了《殷代史六辨・序》，而且在其所撰写的《序》中对笔者 的《殷代史六辨》书稿作出如下较高评价：
第一辨“高祖‘河’之原型人辨”中，作者在对各种解说梳理之后，认为甲骨文中的“河”是商王祭祀的自然神或上甲借河伯之师以伐有易的“河伯” 等说法，都不能成立，而只有郭沫若等主张的“河”为商王先祖之一、常玉芝根据商王祭祀规律考证的“河”为王亥之父，即《史记 ・ 殷本纪》第六位先公冥的说法是正确的。为什么在商王祀典中称冥为“高祖河”，作斌先生做了大量论证，认为与今本《竹书纪年》载夏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夏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有关。这种分析，有理有据，我认为是有说服力的。 ……他关于冥因治水而死，被夏帝杼赐地于殷并追封殷侯是称商、称殷的一个界限， 以前称商、之后称殷的说法， 确是一个能够自圆其说、颇具新意的解释。在目前有关为什么会有殷、商之别的诸种说法中，这恐怕是最有说力的说法之一。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春秋墓出土的铜器铭文“有殷天乙唐（湯）孙宋公欒乍（作） 其妹勾敔夫人季子媵 （簠） ”和湖北随州文峰塔 M1 号春秋墓出土的 A 组 M1:1 编钟铭文“達殷之命，撫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证明司马迁《史记》称《殷本纪》而不称《商本纪》是有依据的， 因为至少在周代，特别是周代商族子姓宋公室的殷商后裔，是称殷不称商的。 ……为进一步弥合 称商、称殷的矛盾，作斌先生进而提出“在族内行使王权时称商称王，在全国行使天子权时称殷称帝”的观点，并在第三辨中专用第六节一整节的篇幅，论 证此乃“成汤立族规： ‘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他说，“从冥封于殷以后， 商族的国号早就叫殷”， 而（据《世本》）子姓商族有“殷、时、来、宋、空同、黎、北髦（比髦）、目夷、萧”九大氏族， 每个氏族内又有分族， 面对族内氏族林立、族外方国各霸一方的局面，成汤如何实现对国家和族众的有效管理， 于是便形成了上述决策性的“族规”。这一分析， 应该说有一定道理。
2015 年 3 月，笔者的《殷代史六辨》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以后，时任中 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的王宇信恩师发现笔者在《殷代史六辨》中公开亮明“成 汤所建王朝的国号是‘殷’不是‘商’” 的观点，并用笔者家中祖传的魏晋谱 书《殷氏家传》中明确记载的先祖成汤为他自己和后世商王（殷帝）制定的“殷 商并用族规”（即“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在族内行使王权时（例如祭祀时）必须称商称王， 在全国一统天下行使天子权时必须称殷称帝”）科学解释了“甲骨文中全称商称王”“孔子、孟子和司马迁《史记 ・ 殷本纪》中全称殷称帝”和许多传世文献中“时而称商、时而称殷、时而又称殷商的殷商混称”的矛盾现象以后，王宇信恩师又力排众议，将笔者的专著《殷代史六辨》的作者简介和内容简介收录在他为总主编、殷商史专家郭胜强为卷主编的《殷墟文化大典》的《商史卷（下）》的第 462 页和第 568 页中。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宇信主编的三卷六册《殷墟文化大典》曾于 2021 年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后来，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笔者母校清华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1933.3.28—2019.2.24） 对笔者在《殷代史六辨》中首次公开亮明的“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是‘殷’不是‘商’” 的观点也表示支持。他在接受笔者的赠书《殷代史六辨》时，笔者问他： “既然您是支持我的成汤国号为殷不为商之说的，您当年为什么欣然同 意出任国家‘九五’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呢？”他不置可否地笑笑，没有正面回答笔者的问题，而是出示他早年出版的《殷代地理简论》一书对笔者说：“从我写这本书的书名未叫《商代地理简论》，你就知道我是主张成汤的国号 本是什么的。”
在《殷代史六辨》公开出版并获得当代学界诸多学术大家——中国社会科 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王宇信、清华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北京大学著名考古 学家李伯谦、郑州大学著名殷商史学家李民、安阳殷墟著名殷商史专家郭胜强 等，高度评价以后，在北京大学李伯谦大师的大力支持下，笔者于 2022 年又将 《殷代史六辨》扩展写成通俗易懂、面向大众的全一册约 70 万字的殷商王朝断代史《殷代史》一书，其初版已经于 2023 年 7 月和 11 月分别在美国加州（ART AND DESIGN PRESS INC.）和中国北京（线装书局）先后出版。 后来在笔者因年高、视力不济的情况下，又与孙子殷昌盛合作，于 2024 年 12 月推出仍由线 装书局出版的《殷代史（第二版）》第 1 次印刷的版本，2025 年 5 月又推出由“廊坊市旭日源印务有限公司”承印的纸质和印质更高的《殷代史（第二版 ）》 第 2 次印刷的版本，此高印质版本目前由线装书局出版社正在大力推广发行中。
虽然在《殷代史六辨》的第三辨《成汤国号辨》和后来出版的《殷代史》
初版和第二版的《卷二》第一章《成汤的国号》中，笔者已经对成汤所建王朝 的国号（朝代号） 为“殷”而非“商” 的史实，以无可辩驳的史料进行过充分的论证，但笔者还是不断地接到国内诸多学者以《历史教学》1981 年 07 期上 发表的史苏苑（1917.9—1989.12）《商朝国号浅议》和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在《中国 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 04 期上发表的《商国号考说》等文献为据，对笔者提 出的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 为“殷”而非“商”也非“殷商” 的观点进行质疑，以及对笔者提出的这个王朝至少传承 27 位国君的尊号在全国行使天子权时称“帝”或“殷帝”，在商族内部祭祀行使王权（即行使“殷商之王”的最高族长权）时称“王”或“商王”的观点（即对殷商王朝的国君具有“殷帝”和“商王”双重身份的观点）也进行质疑。
现仍以读者据以对笔者进行质疑的已故史苏苑教授在《历史教学》1981年 07期上发表的《商朝国号浅议》和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 04 期上发表的《商国号考说》 中提出的诸多史料为据，对笔者在《殷代史六辨》和《殷代史》两书中公开亮明的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为商不为殷的观点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以飨读者。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讨论一下， 目前 中小学历史课本中教给下一代的“夏商周三代”如果不更正为“夏殷周三代” 的话，将会为全党全民“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事业带来不良影响的问题。
二、“冥前称商，冥后称殷”才是殷、商称谓分界的正确分法
说到“殷”字为何会与“商”字结缘成“殷商”的称谓，一般人总是会与“盘 庚迁殷”联系起来，其实，这种理解是不对的，“盘庚迁殷”并非殷、商称谓 的正确分界。
“商”本地名，自从商族始祖“契”被封于“商”地以后，商又成为世袭诸 侯国商国的国号和以契为始祖的子姓商族的族号。“殷”也是一个地名，古代时，作为地域名的殷地，疆域基本稳定。其地域在太行山以东，在夏殷时（在郑州以北）基本呈南北走向的古黄河以西，南至豫北洹水流域，北至冀南漳水流域一带。其地理位置可用 “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11 个字来概括，现在的豫北安阳殷墟和冀南邺城（二者相距 30 多华里）都在殷的疆域内。本来“殷”和“商” 一点关系也没有，后来因发生《世本》、《殷氏家传》和甲骨文三者都相互印证记载的六世商先公子冥 （即甲骨文中的高祖“河”，或《殷氏家传》中记载的先祖“河”） 为夏之水官治理黄河并以身殉职的悲壮事件驰牛配资，六世商先公冥被夏帝追封于“殷”地，被夏帝追封为诸侯国殷国的首任殷君，冥的长子商族七世亥（即甲骨文和《山海经》中的“王亥”、《世本》中的“胲”、《史记》中的“振”、古本《竹书纪年》中的“殷王子亥”、今本《竹书纪年》中 “殷侯子亥”）奉夏帝之命，率族众渡过呈南北走向的古黄河，西迁至亡父的追封地“殷”，袭亡父冥公的追封爵位，“改商曰殷”，“即殷君位” ，尊王父冥为首任殷君， 自己为二世殷君。此后，原本相互独立的殷、商二字才有了最初的联系，结缘成“殷商” 的称谓。从此，后世史家和殷商后裔又将子契为始祖的商族称为殷商族，将商族六世商先公兼被夏帝追封为首任殷先公的子冥为始祖的子姓分支称为雄踞子姓商族九大氏族之首的殷氏族，尊六世商先公子冥为子姓商族中殷氏族的肇氏始祖，最典型的是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开篇就将“子契”尊为“殷契”。后因推翻夏朝统治建立新王朝的成汤为子姓 商族中殷氏族肇氏始祖子冥的九世嫡传，是子姓商族殷氏门中人，于是，子姓 商族殷氏便成为成汤所建新王朝王室的象征，这更加强化了殷、商二字的联系。 最终，“殷商”这称谓不仅成为外族对成汤代夏新王朝的敬称，而且成为商族自身传承至今（共约 3800 年） 并为众多殷商后裔各姓氏、各支派广泛使用的族号。
以魏晋间人皇甫谧为代表的少数学者认为， “殷商”这一称谓出现的原因是成汤建立的新王朝，在盘庚迁殷以前称商，盘庚迁殷以后称殷，两者合称殷商。 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在商族的历史上，六世商先公冥的追封地殷八世商先公上甲在殷地的复兴（上甲由殷原统治中心北迁 30 里的邺也在殷地的疆域内）、后世商王（殷帝） 盘庚迁殷后在殷地的中兴，这三处殷地，实际是指“太行山以东，夏殷时的古 黄河以西，南至豫北洹水流域，北至冀南漳水流域一带”的同一个殷地。所以， 盘庚迁殷不是迁到新的“殷”地，而是迁回到祖地“殷”。
因此，如果一定要将自契起到帝辛亡国止这段殷商时期划分一个殷、商称 谓的分界的话，只有“冥前称商，冥后称殷”的分法才是正确的，“盘庚迁殷 前称商，盘庚迁殷后称殷”的划分是不正确的。
三、成汤为什么将他所建新王朝的国号定为“殷”而不定为“商”？
成汤“殷革夏命”推翻夏桀的反动统治，取得政权建立新王朝后，将其所 建新王朝的国号定为“殷”而不定为“商”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成汤是子姓商 族中的殷氏族人（是六世商先公兼首任殷先公冥的九世嫡传），其诸侯国国号本来就是“殷”，在子姓商族七世先公兼子姓商族殷氏二世先公王亥奉夏帝之命由原居地宋地商 丘（即今商丘）渡过古黄河西迁至“殷”地时，早改商曰殷了。故成汤在放桀代夏 建立新王朝时便依其老的诸侯国号“殷”将其新王朝的国号定为“殷”，就如 后世周武王灭殷以后沿用老的诸侯国号“周”为其新王朝的国号一样。当然， 为了纪念其老祖宗商族六世兼子姓殷氏肇氏始祖冥公被夏帝追封为可世袭的 “殷君”，也必定是成汤将其所建新王朝的国号定为“殷”的原因之一。
四、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规”及其真实存在的间接证明
据魏晋谱书《殷氏家传》记载，成汤灭夏建立新王朝后，为了纪念其老祖
宗商族六世兼子姓殷氏肇氏始祖冥公因治理黄河殉职被夏帝追封为首任“殷君” 这件事，便依其老的诸侯国号“殷”将其代夏所建新王朝的国号定为“殷”。此时，历时九年的成汤率领族人和众诸侯推翻夏桀反动统治的战争已经结束，成汤回 到自己的老侯都亳，召开了海选天子的三千诸侯大会，在三千诸侯大会上，成汤被众诸侯推举为时称“天下共主”的“殷天子”。于是， 成汤未费一枪一弹， 便成为统辖数千诸侯、拥有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国土的中华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缔造者、首创者。然而，他面临的却是夏桀留下的一个烂滩子，就如1949 年建国后，蒋介石给我们留下的烂滩子一样。这时，他必须找到一个能尽快解决问题的既能修德养民又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治国理政方案。据《殷氏家传》记载，成汤制定的第一个能对国家和族众进行有效管理的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治 国理政方案，就是为他自己和后世商王（殷帝）立下必须恪守的“殷商并用族规”——“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在族内行使王权时（例如祭祀时）必须称商称王，在全国行使天子权时必须称殷称帝。”成汤为什么要立下这样的族规呢？据《世本》和《殷氏家传》互相印证的记载，此时，子姓商族内已 经繁衍有“殷、时、来、宋、空同、黎、北髦（比髦）目夷、萧”九大氏族，每个氏族内又有分族，成汤面对的是族内氏族林立、族外方国各霸一方的局面，成汤为了实现对国家和族众的有效管理，为了使商族内部氏族如林的族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也为了防止革命功臣和后世商王（殷帝）滋长居功骄傲的情绪，确保革命功臣和后世商王（殷帝）能谦虚谨慎、能执行成汤制定的修德养民的诸多政策，达到团结族内诸多氏族和族外众诸侯共建新王朝的目的。成汤认为其族号“商”字和纪念其殷氏族的国号“殷”字同等重要，于是便为他自己和后世商王（殷帝）立下上述的“殷商并用族规”。
《殷氏家传》记载的成汤所立 “殷商并用族规” ，虽然在正史中找不到详实的文字记载，但却为《史记》等许多汉代和汉前的先秦传世古文献和现代出土的甲骨文中关于殷商王朝的国号和国君尊号的记载所间接证明。即可从成汤 所立“殷商并用族规”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下列证据，来间接证明成汤所立“殷 商并用族规”是真实存在的：
①甲骨卜辞中，“商”字频频出现，而“殷”字却非常罕见，便是成汤所立族规中，族内行使王权祭祀时，只准称族号“商”而不得称国号“殷”的极其有力的证据。因为甲骨卜辞都是商族族事活动的记录，根据成汤立下的“殷商并用族规”，当然在甲骨卜辞中会大量出现族号“商”字，而国号“殷”字却十分罕见。因为根据此族规，只有当“商王”以天下共主“殷帝”身份处理国事，行使天子权时，才准许称“殷”称“帝”，如在外交、向天下发布诏告、与诸侯盟会、率领诸侯征讨反叛者等场合才准许用国号“殷”，才准许将“商王” 称为“殷帝”；而这些国事活动一般都有殷商族的族外人参与其中，故称“殷” 称“帝”的情况一般不会在出现在记录族事活动的甲骨卜辞中。这就是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和港台史学权威李定一教授提出的只据甲骨文中“商”字频频 出现，不能将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定为“商”而否定孔子、孟子、司马迁《史记》 将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定为“殷”的原因。
②甲骨卜辞中，“王”“王卜”“王占”“贞王”等词条经常出现，而“帝卜”“帝占”“帝贞”等词条，起码笔者从未见到过，这显然与《史记・殷本纪》 中对商王全称“帝”正好相反。这也是成汤在所立族规中，提示具有商王（殷帝）双重身份的全国最高领导人殷帝，在商族内部率领族人祭祀时，只相当于最高族长商族之王（简称“商王”）率领族人祭祀而已，要求他们一定要谦虚谨慎，不能以殷帝的名义自居，骑在自己族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因此，成汤要求商王（殷帝）在族内这样做，是商王（殷帝）在族内行使王权时（例如祭祀时），只准称“王”或“商王”而不得称“帝”或“殷帝”的族规存在的极其有力的证据。
③成汤制定的这“殷商并用族规”虽首见于魏晋谱书《殷氏家传》，但当年司马迁撰写《史记 ・ 殷本纪》和《史记 ・ 周本纪》时严格遵照成汤这一族规来决定什么场合下称殷、什么场合下称商， 便是对成汤曾立有“殷商并用族规” 的有力证明。司马迁在《史记 ・ 殷本纪》中称成汤的国号时全用“殷”，对殷 天子全称“帝”，而在《史记 ・ 周本纪》中，则视不同场合，有时称“商”，有时称“殷”，一个字也没有乱用，完全符合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号称商， 国号称殷”的族规。甲骨文中虽有几处罕见的“殷”字（如《甲骨文合集》15733、17979 等）， 但其义与成汤的国号无涉；甲骨文中虽频频出现“帝”字（据不完全统计，《甲骨文合集》 中收录的“帝”字有 20 多个，如《甲骨文合集》2107、2108、14159、34147 等） ，但其义与殷帝的“帝” 字无涉。字义为成汤国号的“殷”字和字义为殷帝的“帝”字在反映族事活动 的甲骨卜辞中虽然不见，但在反映国事活动的传世文献中，却经常见到。据不完全统计， 在《史记 ・殷本纪》中有 20 多个记载成汤国号为“殷”的“殷” 字、有 73 个记载成汤所建殷商王朝历任殷天子尊号的“帝”字。这充分证明司马迁写《史记・殷本纪》时是非常恪守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的族规的，司马迁一定是从当时能见到的古文献中亲眼看到过或亲耳听说过成汤所定的这一族规的。司马迁要记在《史记・殷本纪》中的都是殷代的国事而不限于商族一族的族事，依成汤制定的该族规，他当然只能称殷而不能称商；同理，他要记在《史记・殷本纪》中的都是殷代天下共主殷天子处理国事时的所作所为而不限于商王处理商族一族事务时的所作所为，依成汤制定的该族规，他对殷天子当然只能称帝而不能称王。司马迁编纂的《史记・殷本纪》如此，史料价值极高的古本《竹书纪年》也如此。在古本《竹书纪年・殷纪》中，称成汤所建新王朝的国号为“殷”、称天下共主殷天子为“帝”的例子也很多。如将记载成汤所建新王朝史事的篇章命名为《殷纪》，而没有命名为《商纪》；称成汤第三子中壬为“殷仲壬”，而不称为“商仲壬”；称殷帝沃甲为“帝开甲”， 而不称为“王开甲”；称殷帝祖甲为“帝甲载”，而不称为“王甲载”等。
五、学界坚称“商”决不称“殷”的学派上升为目前主流学派的过程
史苏苑先生生前可能也没有想到，他在《历史教学》1981 年 07 期上发表的一篇短文《商朝国号浅议》中， 对“纵观几千年”的各家观点进行系统梳理后，提出的成汤所建王朝国号“还是以‘商’字为好”的初步意见，会成为目前学界和中小学历史课本中的主流观点。虽然史苏苑先生在该文开篇就强调这是“一 个习焉不察的小问题”，但终究还是成为影响后世学术走向的热门话题。就在史苏苑先生发表《商朝国号浅议》的同一年（1981 年），河南固始出土的侯古 堆一号春秋墓的周代宋公室铜器铭文已能充分证明周代殷商后裔宋公室人是确认自己的直系祖先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是为“殷”不为“商”的。28 年后（2009 年 6 月）湖北随州文峰塔 M1 号春秋墓出土的 A 组 M1:1 编钟铭文更能证明周代官方是坚称其前朝的国号是为“殷”不为“商”的。学界发现这两项重大考古发现，并不支持史苏苑先生 1981 年“还是以‘商’字为好”的成汤国号推测。 但因以下三大历史事件出现，已经将称成汤国号“为‘商’不为‘殷’”观点 的学派阵容，推向顶峰，成为目前学界的主流认识：
①历时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题和《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的公开出版，导致学界和社会大众的大部分人都确信，先秦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汉代的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坚称成汤国号为“殷”是称错了，今后应该按《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的意见将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定为“商”，而不是“殷”，也不是“殷商”。 自此以后，孔子《论语》、孟子《孟子》、司马迁《史记 ・殷本纪》中的坚称成汤国号为“殷”的观点被否定，成汤国号为“商”的观点 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只有少数学者和众多殷商后裔持不同意见。
②众所周知，因为孔子《论语》、孟子《孟子》、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的坚称成汤国号为“殷”的观点已经传承了两千多年，要想否定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现在否定了，将来也可能被后世子孙推翻。于是就有人打“从教育入手”的主意，想将 2000 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的“夏商周年表”中的意见写进中小学历史课本，于是将“夏商周三代”的提法写进中小学历史 课本被提上议事日程。2001 年，人教版历史教材据此进行了修订，如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的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中就有相关表述。此外，2011 年版的《义务 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也采用了“夏商周时期”的表述，统编七年级教材依据该 课程标准，在目录中明确出现了“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的单 元标题，进一步确认了“夏商周三代”的说法。他们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会适得其反，反而加大了国人对成汤国号认知的裂痕，甚至对立。笔者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历史老师教我的并非“夏商周三代”之说，那时历史老师反而引导我们课外去阅读他翻译的白话文《史记・殷本纪》。
③于 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7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齐的全套 11 卷（本）共 688.4 万字的鸿篇巨制《商代史》的问世，更为坚称成汤国号“为商不为殷”的学派和教育界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中正式写进“夏商周三代”的内容，提供了理论依据。
上述三大历史事件，虽然将坚称成汤国号“为商不为殷”观点的学派的阵容，推向顶峰，成为目前学界的主流认识，但却与证实周朝人称前朝国号“为殷不为商” 的上述两大考古新发现格格不入，为了弥合当时学界称“商” 的主流观点与上述两大考古新发现证实的周朝人称前朝“为殷不为商”史实的矛盾，特别是与周朝的殷商后裔宋公室人称自己的老祖宗成汤所建前朝 “为殷不为商”史实的矛盾。一些支持坚称成汤国号“为商非殷” 的学者，进一步毫无根据地发挥了史苏苑先生在《商朝国号浅论》中提出的“周人称商为衣为殷驰牛配资，大约是出于敌忾” 的猜测，重新解释了周人称前朝为“殷”的历史事实。他们认为成汤建立的王朝名称实际上是“商”，而推翻殷商王朝的周人之所以称前朝为“殷”，是周人对前朝的一种蔑视。也就是说，有些学者为了维护学界中主流学派“称‘商’不称‘殷’”的观点，提出这样一种主张：认为“商”是殷商王朝时的 人们对自己国号的本称、自称，“殷”是推翻殷商王朝的周朝人对前朝的贬称，他称。显然，这些学者关于“殷亡后周人称前朝为殷而不称商，是周人对前朝的贬称”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们的这种说法不但会被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春秋墓的考古大发现否定，而且如果称“殷”带有贬意，则传世文献中的诸多“殷”字用法和以“殷”字命名的诸多上古大礼，如殷见、殷同、殷覜、殷视、殷奠、殷祭等，就说不通。
当然，在为了弥合当时学界称“商”的主流观点与上述周人 “称殷不称商” 的两大考古新发现之矛盾的学者中，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也有不少学者不认 为（甚至是反对） “殷是推翻殷商王朝的周朝人对前朝的贬称”之说的。持这 种学术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南京大学的胡阿祥教授，他从《国语・周语》“商 王帝辛大恶于民”句后的三国韦昭注—— “商，殷之本号也。”——中受到启 发，直接得出 “商是本号、自称，殷是别号、他称” 的论断（胡阿祥《商国号考说 ・ 提要》）。胡阿祥教授在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 04 期的《商国号考 说》一文中说： “梳理以上各说，考辨其根据，可以提出以下倾向意见：①韦昭‘商，殷之本号’的解释是正确的，推而言之，殷是商的别号。②商是自称（商 人对其国家的称号），殷是他称（周人及后世对商国的一种称法），商、殷商 或商殷也是周人及后世文献的称法。③以商为号早，而以殷为号晚。”
总之，在为了弥合当时学界称“商” 的主流观点与上述周人称前朝“为殷 不为商” 的两大考古新发现之矛盾的学者中，不管是持 “殷是推翻殷商王朝的 周朝人对前朝的贬称”之说，还是不持甚至反对这种说法的，若从实质上看， 他们都仍然属于“坚称商而决不称殷” 的学派。
六、以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规”为准绳，对古代名家观点的总梳理
【1】 对《论语》《孟子》中坚称殷决不称商的梳理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论语》《孟子》总是被认为是儒家的正统经典，因此， 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在说到成汤的国号时，只能据成汤钦定的“殷商并用族规” 说话，不敢乱讲，以免影响后人对成汤国号的正确认知。
【2】 对司马迁《史记 ・ 殷本纪》中总是称殷称帝决不商称王的的梳理
司马迁的《史记》总是被认为是中国正史之首，《史记 ・ 殷本纪》中记载 的全是“商王”以天下共主“殷帝”身份行使天子权时处理的国事，因此司马 迁在《史记 ・ 殷本纪》中只能据成汤钦定的“殷商并用族规”说话，不敢乱讲， 只称“殷”称“帝”，决不称“商”称“王”，这也是司马迁怕影响后人对成 汤国号的正确认知。
【3】 对古代的一般史书中出现“商和殷混合使用，纠结不分”情况的梳
理 对这种情况的梳理有二：一是因为这些史书并不被认为是“中国二十四史”之一，因此它们才不把成汤的国号“殷”和族号“商”分得那么严格；二是因为这些书在说到族号“商”字时，绝对不会丢掉国号“殷”字，因为这些书的 作者也生怕后人怪他们违反成汤钦定的“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的 规矩，也生怕影响后人对成汤国号的正确认知。一般说来，在除宋代因避赵宋 宣祖赵弘殷名讳“改殷为商”以外的常见古代史书中，只见到既用族号“商” 字又用国号“殷”字和只用国号“殷”字不用族号“商”字的两种史书，就汉 代以前的史书而言，目前似乎还没有发现只称“商”决不称“殷”的整部史书。 例如：
①在《诗经・商颂・玄鸟》中， 在前面说到带有“商”字的语句“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时，后面总会出现带有“殷”字的语句“宅殷土芒芒”。
②在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里，就是如此：在《尚书・微子》篇里，总是既说带有“殷”字的语句： “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 又说带有“商”字的语句：“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
③在《荀子》一书中，也是如此：《荀子・正名》中既有带有“商”字的“刑 名从商”之语，在《荀子 ・ 解蔽》中就有带有“殷”字的“昔人君蔽者，夏桀 殷纣是也”之语。
④在《商君书》中，也是如此：《商君书・更法》中既有带有“殷”字的“殷 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之 语，在《商君书・ 开塞》中就有带有“商”字的“周 不法商，夏不法虞”之语。
⑤在《墨子》一书中，也是如此：在《墨子・非攻下》中，前面既有带有 “商” 字的“遝之乎商王纣”之语，后面就有带有“殷”字的“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之语。
从以上举例来看，在提到成汤国号的古代任何一部史书中，除了宋代因避 讳“殷”字只用“商”字以外，其它都是只用“殷”字或既用“商”字又用“殷”字的。在宋代， 因为对赵宋宣祖赵弘殷避讳“殷”字的规定很严格，谁敢不避讳， 被查到，是要杀头的。那时，连姓殷都要改为姓汤姓商。笔者的宋代老祖宗就 是因避讳被迫从姓殷改姓汤的，直到金人南下，宋代的控制力削弱，才回姓殷。 因此，在提到成汤国号的古代史书中，除宋代的史书以外，一般都不会出现只 用“商”字、决不用“殷”字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除宋代以外，中国古 代各朝的史书，一般都不会出现只用“商”字不用“殷”字的整部史书，这一 定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撰写这些史书的作者遵守成汤所立“殷商并用，族号称商， 国号称殷”族规的必然现象。
【七】几点建议
从以上分析来看，目前，还没有发现汉代和汉前的先秦史书能确切证明殷商王朝的“本号”是“商”而非“殷”。就汉后至清而言，能确认“商”是 殷 商王朝的“本号”的，也只有三国吴韦昭为《国语 ・ 周语》“商王帝辛大恶于 民”一句作注的一家之言： “商，殷之本号也。”然而，《韦昭注》毕竟不是 《国语》原文 ，其可信度极低。就现代考古发现而言，唯一能支持成汤国号是 “商”而非“殷”之说的，就是甲骨文中频频出现的“商”字 。但自著名甲骨 学家董作宾和港台史学权威李定一明确提出只据甲骨文中“商”字频频出现，不能将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定为“商”而否定孔子、孟子、司马迁《史记 ・ 殷 本纪》将成汤所建王朝的国号定为“殷”的意见以后，特别是上述的两大考古 新发现（ “河南固始出土的侯古堆一号春秋墓的周代宋公室铜器铭文”和“湖北随州文峰塔 M1 号春秋墓出土的 A 组 M1:1 编钟铭文”） 已经确证周代官方称前朝的国号为“殷”和周代宋公室殷商后裔称自己直系老祖宗成汤放桀代夏所建王朝的国号为“殷”以后，就国际学术界而言， 已经没有多少国家的甲骨学家支持成汤的国号是“商”而非“殷”之说了，如日本、加拿大、美国等，特别是日本，支持成汤的国号是“商”而非“殷”之说的甲骨学家已经极少了。就国内而言，目前坚称成汤国号是“商”而非“殷”之说的，已呈越来越少之势，目前只剩下坚信 “商是殷商王朝时的人们对自己国号的本称、自称，殷是推翻殷商王朝的周朝人对前朝的贬称、他称”的一些人了。前已说明，目前，就连当年国家九五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已故的组长清华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健在的副组长北京大学的当代考古学界泰斗李伯谦教授、已故的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前会长王宇信教授和健在的郑州大学著名殷商史学家李民教授等，已经不大相信成汤国号为“商”了， 甚至转而对笔者在 2015 出版的《殷代史六辨》中首次公开提出的“成汤国号为殷’不是‘商’，也不是‘殷商’”之说感兴趣，其中，健在的国家九五“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副组长、北京大学的当代考古学界泰斗李伯谦教授甚至在其撰写的《殷代史六辨・序》中不仅对笔者的“成汤国号为‘殷’不是‘商’，也不是‘殷商’” 之说感兴趣，而且公开地表示支持了。在这种情况 下，笔者斗胆提出下列建议：
【1】 建议当代先秦史学界主管中华上古史重建的领导和专家们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国学大师王国维倡导的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二者不可偏废、相互印证的 “二重证据法” ，听取国际公认的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提出的殷商王室祭祀的产物甲骨卜辞充其量仅能代表百分之一的“殷代文化”和“用这百分之一的材料，却希望能写出百分之一百的殷代文化史，那岂不是做梦？”的警示意见，并考虑一下港台史学权威李定一在《中华史纲》一书中提出的关于“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的意见， 尽快地将符合董作宾先生要求的殷商王朝真史——“殷代文化史”——重建出来，因为重建殷商王朝真史在中华文明探源课题中占有重要地位。殷商王朝真史若不能重建， 中华民族和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具体远因和具体源头就难以厘清。
作为重建殷商王朝真史的第一步，必须要首先回归孔子、孟子和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为殷代文化史搭建的基本框架， 因为这是重建殷代文化史的根基凡是脱离这个根基，甚至否定这个根基，重建起来的殷代文化史就是没有根基 的空中楼阁，就不是或不全是成汤所建殷商王朝的真史。这种无根基的殷代文 化史，即使已经重建出来，也迟早有一天会倒塌的，因为这样的殷代文化史不 仅会误导下一代，还会为全党全民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事业带来负面影响。
【2】 将“十五”开了头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继续深入地搞下去，为深 入研究中华民族和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具体远因和源头作贡献，为全党全民 “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理论基础。
【3】 建议国家教育界主管编写中小学历史教材的领导和专家们将现行中小 学历史课本中关于“夏商周三代”的说法据史实更正为“夏殷周三代”的说法，因为自 2001 年起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中明确写进的“夏商周三代”的有关教学内 容，严重地影响了祖国下一代对殷商王朝国号及其国君尊号的正确认知。
【4】 建议专治殷商史研究的伟大科学家宋镇豪先生在其主编的 11 卷（本） 《商代史》再版时更名为《殷代史》。
【注释】
【注 1】 笔者家中祖传的魏晋间殷氏先人编纂的《殷氏家传》虽不幸毁于“文革”，民间 是否存有复本，也未可知。但笔者记得很清楚，《殷氏家传》正文行间插入的唐人颜师古（581 — 645 年）注释说，成汤“殷革夏命”的业绩及其所建王朝世系在后世南朝宋目录学家殷淳（403 — 434 年）编纂的十卷本《殷氏家传》中也有详尽记载。近来，江西殷汤氏小浆后裔联谊会的 殷国锋在古籍网（bookinlife.net）上也偶然找到记载有殷淳敬编的十卷本《殷氏家传》书目。 可见，不幸毁于“文革”的魏晋谱书《殷氏家传》，虽然不可复得，但唐人颜师古说录有其 相关内容的殷淳编纂的十卷本《殷氏家传》可能还被某地某藏书单位或某民间收藏家收藏于 世。也就是说，如果能找到殷淳编纂的十卷本《殷氏家传》的下落，那也就相当于复制了魏 晋谱书《殷氏家传》了，笔者得此令人惊喜的消息后也曾请古籍网主查找这套殷淳编纂的十 卷《殷氏家传》的下落，但终未果。
【注 2】 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原发表于《大陆杂志》第 3 卷第 12 期。本 文转引自李定一著《中华史纲》。
【注 3】李定一：《中华史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或同书，大陆横排新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25 年 10 月 4 日
作者简介：
作者：殷作斌
作者简介 殷作斌，汉族，字朐阳，号丹宇，1941年1月22日生(中国干支纪年庚辰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江苏省淮安市涟水人，系《世本》记载的“殷商九大氏族”之首子姓殷氏族殷商王室的直系传人。
殷作斌,清华大学毕业(六年制)，淮阴工学院电子学专家，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淮安市劳动模范(终生享受省劳模待遇)，淮安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历任国营三河半导体厂厂长、台办炎黄大学兼职教授、淮安市清河区人大代表、淇县朝歌殷商传承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华殷氏网站长、殷商传承文化研究网站长、朐阳殷氏第五次续修宗谱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兼主编等职。
殷作斌，业余研究殷商王朝的历史虽然长达60多年，但能将传世文献与现代考古发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主要得益于恩师李伯谦教授长达12年(自2013年起)的悉心指导。
李伯谦，1937年2月10日生，郑州荥阳人，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历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
殷作斌，自2013年起，在李伯谦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先后出版了多部史学专著。
2015年出版了由李伯谦作《序》的处女作《殷代史六辨》.2020 年出版了由其主编的《朐阳殷氏宗谱》，并在郑州全国家谱展评大会上荣获最佳创新特等奖，2023年在美国加州和中国北京先后出版了两种版本的《殷代史》驰牛配资，并向国内外著名藏书单位捐赠了9000册，在此基础上，又于2024年底出版了《殷代史（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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